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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参政党理论研究专委会第二届年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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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2日至3日,湖北省统战理论研究会参政党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年会在湖北省社院隆重举行。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黄波,中共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庄聪生,中央社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副主任、政党制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李金河等相关领导应邀出席了本次会议。参加会议的领导、专家及论文作者代表等共计70余人。受邀领导、专家、作者代表等或作重要讲话,或作指导性授课,或作精辟发言。现将本次年会上所阐发的主要的、比较新颖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理论研究工作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构建问题,庄聪生主任阐述了其重要意义,指出构建该理论体系是当前统战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因为我国政党制度的独创性、打破西方国家在政党理论方面的话语霸权都决定了需要构建起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加强参政党理论建设是构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巩固和发展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发挥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实现民主党派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参政党理论研究应把握理论研究的普遍规律,要既体现中国特色,又积极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学习借鉴执政党的理论建设经验。在进行研究时,要坚持统战理论研究力量与社会研究力量相配合。庄主任介绍了中央统战部关于构建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研究的具体部署,即第一阶段用一两年时间初步形成基本体系框架,第二阶段再用两三年时间形成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形成《研究总报告》、向中央报送《研究观点摘要》、出版专著等三项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编写供高等院校教学用、供统战系统学习宣传用的两种教材,填补目前中国政党制度理论方面教材的空白。会上庄主任还作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精神解读》的专题报告,阐述了白皮书《中国的政党制度》的五大亮点。

李金河教授则对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研究所应包含的内容作了阐释,他在《关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问题》的专题报告中认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研究应包括其现状及意义、内涵、形成研究。现状及意义研究可分为四个层面的研究,即第一要研究现状,阐明此项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第二要研究意义,阐明该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第三要论证体系,研究该体系回答了哪些问题,论证该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第四要进一步阐明意义,论证该理论体系对多党合作制度的引领作用。内涵研究可包括十一个方面的问题研究,即研究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以共同指导思想为指导、以共同政治目的为方向、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目的、以长期共存为基础、以人民政协为依托、以协商监督为内容、以和谐的政党关系为条件、以宪法为基本保证、以制度建设为依据、以合而不同为基本内涵等问题。形成研究可分不同历史时期或中共领导人进行研究,相应可为:一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为制度的建立奠定思想基础的研究;二是“八字方针”为制度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的研究;三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的思想理论为制度的发展开辟道路、指明方向,标志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的研究;其四是江泽民的观点思想进一步丰富理论,标志理论体系正式形成的研究;其五是胡锦涛的理论和实践极大丰富、发展中国民主政治内涵,标志理论体系逐步完善的研究。李金河教授还提出了在中国政党制度中,参政党建设如何遵循普遍性及特殊性规律、参政党建设的动力和制约因素等一系列问题供与会者研究思考。

湖北省参政党理论研究专委会常务副会长王行道教授等则从地方研究方面谈了自己的意见,给予地方性科研工作以具体指导。王行道教授认为参政党理论建设受到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各个时期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也日益受到各民主党派及各级社会主义学院的重视,并有了相应的研究、宣传活动。强调在构建参政党理论研究体系中,湖北省参政党理论研究专委会应当以自身的研究、探索和思考作出自身的贡献。为此,专委会每年度的理论研究一方面不要偏离既定的长远研究主题,要有系统性和方向感;另一方面必须兼顾时政,兼顾中国政党(包括参政党)制度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发展,要能既总结既往又指引未来。建议2008年专委会科研工作的基本思路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中共十七大和民主党派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紧密联系实际,继续深入开展“参政党基本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以此为年度科研主题,着力探讨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切实解决好政治交接、提高参政党履行职能和发挥作用能力的历史性课题”。

专委会特邀研究员王功安也就专委会的理论研究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认为作为省级科研组织,专委会理论研究工作应当在中央社院的指导下进行。地方理论研究工作与中央层级研究工作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央社院的很多研究是直接为决策服务的,而地方研究则是为更好地领会中央决策精神、引导思想、贯彻中央决策服务的,因此地方研究就应当与宣传、与培养队伍结合起来。因此,地方参政党理论研究就应当既把握住普遍规律,又把握住地方的特殊规律。对于专委会究竟是做“参政党理论研究”还是做“参政党建设理论研究”的问题,建议取前者,因为要把专委会的研究方向坚持下去,研究的领域则宜宽不宜窄。

与会很多同志都表达了要注重研究体系性、注重宣传研究成果等与上述相同的意见。另外,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同志提出可用研究专业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这表现出当前的政党理论研究日益讲究学理性的趋势。

二、关于具体理论研究

(一)关于多党合作格局

关于中国多党合作格局,研究其形成问题常见的是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探索根源。年会上有学者提出真正阐释中国政党制度的“国情”性、“历史”性,追溯的眼光就应该更深邃,认为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中国经济制度发展史是影响当代中国政党格局形成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从政治制度发展史看,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其实就是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古代发展演变的历史,当这种集权制度的历史一旦形成为传统并成为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时,其影响将是深远、强大、无处不在的,并且其影响不能简单地以积极或消极来认定。从经济制度发展史看,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制度正是支持这种政治制度的。与西欧以庄园领主经济为特征的比较纯粹的自然经济形态不同,中国的封建经济至唐中央均田制退出历史舞台以后,城乡小商品经济、转运贸易等得到了繁荣与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失去了纯粹形态。“全国性的分工和国内交换的多样性正是建立统一的管理体系和统一的法律的唯一可能的基础”,这种失去纯粹形态的自然经济构成了中国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当然,因地主经济成熟程度和商品经济发达程度不同,中央集权也呈现出发展水平和稳固程度的差别。因此,中国的经济传统、政治传统是当代中国政党格局形成的深刻、潜在的原因,这也是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合乎国情、合理合法的有力证明。

也有学者从国际因素来理解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发展。认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独特性不等于是孤立,在其形成过程中,除国内环境的影响外,也曾不断地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在应对各种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应对重大国际政治事变时,这种影响尤著。这种影响及应对可以说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之时起直到当代可以说都存在。在应对国际影响而处理国内统一战线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强调国情、坚持民族性,即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传统。这些影响、应对,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国际有强大影响,但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如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的发展上已经有所分歧,其时采取的策略是不直接排拒外来影响,但通过屡屡变通和更具民族性的方式悄悄扩展自己的影响;1935年后中国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共产国际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在东方的部署,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政策都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以及对各个阶段间合作的具体策略,即符合中国国情并且完全可以操作的战略和策略,却是在中共瓦窑堡会议以及“西安事变”后逐渐形成并确定的,并在20世纪40年代初中共中央以党内整风的形式彻底清算了唯国际路线是从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错误; 1948年捷克“二月事变”后,在美苏冷战的高潮中,东欧国家纷纷在国内清除资产阶级右翼,成立一党制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1949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联合政府;苏东剧变时国际气氛极为险恶,在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几乎全面中断的情况下,1989年中共中央颁发了14号文件,其时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说:“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再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中共领导人对中国式民主的内涵有着独到的理解。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国内影响的这些应对,才形成中国统一战线、中国政党制度自身的特色。

(二)关于民主监督

如何提高民主监督的效用性,是当前理论研究中热议的问题。有作者认为在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中,应明确监督方向、把握监督重点、解决监督中的程序问题。目前民主党派主要有中央、省、市三个层级,在中国在不同层级的决策主体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层级的决策主体,其决策的主体层面也是不同的。以中央层级为例,主要有三个同层面的决策主体,即一是中央政治局或者政治局常委,二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三是国务院系统(不经过人大)。目前政协和各党派发挥作用、实施民主监督的重点应在三个层级的后两个层面。如果想使政协和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成为一种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活动,实践中必须对我国决策的程序有一个初步设想。对于以人大为主体的决策,可以探索政协和民主党派与人大建立一种沟通机制,建立一个决策前的协商程序。比如可以考虑通过立法把人大要讨论的事情、人大的立法、政府的重大决策规定都提交政协征求意见,政协及各民主党派组织和个人的意见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由于对政协及各民主党派组织意见的不采纳而导致严重后果的,应该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作者指出,政协及各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主要是为决策机关进行决策提供一种参考意见,在民主监督过程中进行的调查研究重点应该是实证的和技术性的研究,而不应该是一种定性的研究。或者说,在民主监督中,政协及各民主党派重点是侧重技术分析,而不是对政策进行价值上的决断。

有作者认为当前的民主党派的监督应当实现几个转化:即一是实现决策主体从自觉地接受监督向制度地接受监督转化,目前各类决策主体占主导地位以及非制度化的监督机制应当改变;二是实现由实体的规范化监督向程序的规范化监督转化。

在谈到民主监督的制度化问题时,有作者认为要建立民主监督的规范化体系,首先民主监督的内容要制度化,即民主监督应当监督什么要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其次民主监督的工作方式、活动方式要制度化,要建立健全一系列工作制度;再次舆论宣传上制度化,舆论宣传的制度化、规范化,可以解决目前对我国政党制度重要性认识不足、使民主监督在社会上得到广泛认同和支持的问题。对于民主监督,应当制定民主监督的保护和奖励政策。

有作者提出有序地推进民主监督应注重各民主党派的监督与其它监督形式的良性互动和转化,比如与人大的权力监督、中共党委的党内监督、政府的行政监督、法院和检察院的监督以及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的互动和转化。事实表明多种监督的良性互动和转化,能够使各种监督多管齐下、多措并举、更加有效,从而丰富我国的监督体系,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关于政治交接

有作者认为政治交接可以使民主党派的建设逐步走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可以促进多党合作制度日臻完善。从理论意义上讲,民主党派政治交接本身就是政治发展过程,它通过思想政治交接和组织交接,达到自身的“扬弃”,这种扬弃成果本身就是不断完善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就组织交接来说,从制度化、规范化入手,就是要以好的制度选人、选好的人,就是要避免因人事更替而导致可能的政党活动过程的断裂现象,使党派成员能够代代传接优良传统。而且民主党派的组织结构一般是以地域、单位、行业等方式组合,其成员联系、沟通的主要渠道是人际关系,其组织发展方式多是朋友介绍,这种方式优势在于党派充满浓郁的人情氛围,不足之处是工作中带有较大的人治因素。基于这种状况,政治交接中的制度、规范、程序就显得尤为必要。这既是对中共组织、统战部门的要求,也是对民主党派自身的要求。作者认为应当通过民主党派的政治交接促进中国政治的发展。

(四)关于参政党政党文化评价要素

参政党文化建设研究是近年来参政党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年会上有作者提出政党文化是一个政党延续发展的重要标识,在参政党政党文化建设中,参政党的政党形象建设是一个重要内容。现代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势表明政党的合法性最终来源于政党实践的有效性。在我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就不仅来源于其革命实践的有效性,也来源于其长期执政实践的有效性;因其实践的有效性,人们往往会把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思想价值取向、治理远景等等,都聚焦于共产党的良好形象上。作为具有中国特色政党格局中的参政党,其合法性同样最终也是来源于政党实践的有效性,也应当因之树立起良好的形象。而形象良好与否,在于人民群众的认知与首肯,因此,在努力构建参政党政党文化的过程中,应当把政党文化评价要素作为参政党政党文化要素构建的一个重要方面。构建这一评价要素的着力点即在参政党目标形象系统的构建、组织形象系统的构建、行为形象系统的构建三个方面。

(五)关于运行机制

如何以机制建设推动参政党的建设,是目前参政党理论研究较少的一个领域,年会上有作者就机制建设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参政党的内在属性规定着参政党运行机制建设的性质、面貌、构架和走向,这表现在:其一,其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其不可能建设一个像执政党一样的运行机制;其二,其结构特点决定了其不可能建设一个像党政部门一样的运行机制;其三,其性质决定了其不可能建设一个像西方国家政党一样的运行机制;其四,应当建设一个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参政党高效运行机制。参政党高效运行机制建设的思维走势与价值导向就是:着眼于充分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两大职能,将已有的成功经验和作法制度化、程序化,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参政党党务工作运行机制。目前这两个方面民主党派都已探索和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和做法,现在要做的工作是,要在这些举措和安排的基础上,细化方法和步骤,催化衔接链条,精化方法措施,使参政党各个方面的工作内存贯通、有机衔接、并驾齐驱,达到措施更得力、方法更多样、载体更丰富,更好地体现时代性,富有创造性。

有作者认为参政党高效运行机制的主要内容主要有民主决策机制、沟通机制、协作机制等。其中沟通机制应建立上行、下行、平行等全方位沟通机制,因为参政党的党务工作、自身建设牵涉方方面面,需要中共的指导和帮助,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也需要上级和中央组织的指导和帮助,很多工作仅靠自身难以独立完成,客观上要求建立全方位的沟通机制,以通畅、便捷联系渠道。与此相应,也要建设好协作机制。